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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六年诉讼路 高院再审获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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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六年诉讼路 高院再审获改判

导读

7岁女孩不小心掉入河中,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患方认为医方救治不当,要求赔偿,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获赔1万元。事后,患方觉得赔偿过少,向基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调解协议重新赔偿。从基层法院的一审判决到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再到高级法院重审判决,历时整整6年。

诊疗概况

200791315时许,7岁女孩在玩耍时不慎掉入河道,约10分钟后被人打捞上岸。接到报警的民警到达现场后,见女孩已昏迷不醒,即刻疏散围观人群并进行人工呼吸。120指挥中心指派的就近医院的急救车于10分钟后抵达事故现场。急救医生检查:患儿神志不清,双侧瞳孔散大,无自主呼吸及心跳,施行开通气道、呼吸球囊辅助呼吸、心肺复苏等就地抢救处置后急送医院进一步救治。急救车在行驶途中因故障抛锚,被随后抵达的民警发现,后用警车将患儿送往医院。经医院急诊医生检查:患儿已无心跳、呼吸,血压测不出,左右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最终诊断:院前死亡。

调解处理

患儿死亡后,患方家属以医院抢救不当致患儿死亡要求赔偿,经某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于患儿死后第二天达成调解协议,由医方赔偿患方1万元。死者的祖父代表患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并领取赔偿款。事后,患方以赔偿太少、调解主体不符(调解协议中的签名者是死者祖父,签的是死者父亲的名字)要求再次调解,追加赔偿。遭拒后,患方向基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判决

20093月,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医疗机构的申请,委托某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为:患儿在溺水约10分钟后被救起,急救车到达现场时,应该还有被救机会,但由于出诊医生系助理执业医师,经验不足,仅给予开放气道、呼吸球囊辅助呼吸及胸外按压,而未进一步给予应用药物及电击除颤等抢救措施,且转送途中急救车辆出现故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院前急救的质量。患儿死亡与医方处理欠缺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本案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轻微责任。基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医疗机构派车辆及医生到现场出诊急救,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原告基于存在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提起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应该由被告就其提供的医疗行为无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某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书证实了医疗机构存在急诊医疗措施不到位、急救车辆在途中出现故障而影响院前急救质量的过错,故对原告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因患儿父母是本起医疗事故的共同赔偿权利人,患儿祖父不具备赔偿权利人资格,所以该《人民调解协议书》对赔偿权利人不具有法律效力。

法庭同时认为:因该起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应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由此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原告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精神不符,故对原告主张的超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104月,基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医疗机构承担30%的过错责任。由医疗机构赔偿患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2万余元。

二审判决

患方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级人民法院,诉称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方不承担死亡赔偿金有违公平;《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作为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次,医方承担过错赔偿责任过低,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患儿溺水只是死亡的起因,主因是医方抢救不当,要求重新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为此,患方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患方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相应的鉴定费用,故法院视患方已放弃重新鉴定的申请。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就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是否能获得死亡赔偿金问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未支持患方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7月依法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检察院抗诉

2012年年底,患方因不服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依法向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抗诉认为二级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1.向鉴定机构提交的医疗资料存在不全面、不客观的情形(医方补记的病例资料中记录着无自主呼吸和心跳,却未能提供心电图资料),未经质证即行委托鉴定显然不当。2.在法律适用方面,本案既包括医疗事故纠纷,又包括医疗行为之外的原因引起的纠纷,即违约纠纷。因此,第一个医疗过错纠纷应当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第二个违约过错(急救车故障)纠纷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赔偿适用死亡赔偿金。

高院审理

20135月,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抗诉成立,并依法由高院提审本案。高院在审理时认为:本案认定医疗事故缺乏依据,应按一般医疗侵权纠纷处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规定,当事人提交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不真实的,医学会应中止医疗事故鉴定,但一审法院在未对病历的真实性作出科学鉴别的情况下要求医学会根据现有资料进行鉴定。因此,本院对其鉴定结论无法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但经审理查明,在转送患儿去医院途中急救车出现故障,不能安全快捷到达目的地,已构成违约侵权。因此,本院认为本案系一般医疗侵权纠纷,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医方应赔偿死亡赔偿金。

20139月,经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处医方承担50%的赔偿责任。由医方赔偿患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等13万余元。

医疗事故律师评析

这个案子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思考。从患方来讲:患儿溺水,已经遭受巨大打击,而医方选派到场的急救车辆居然会半路抛锚,被迫选择不具备急救条件的警车继续转运,这无疑是引发事故的重要导火索;先期调解后,患方逐渐从悲痛中清醒过来,于是走上了漫漫诉讼路。患方从人民调解到基层法院一审审理及事故鉴定,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遭驳回再到高检抗诉,抗诉成立后交由高院重审,最后作出终审判决,历时整整6年。

从医疗机构的作为来看,本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一般情况下,这个患儿救活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一系列的偶发因素最终导致了这场纠纷的发生:第一个偶发因素是急救车辆的故障造成了患儿转运过程中的耽搁,迫使患儿被无转运专业设备的警车送至医院急救;第二个偶发因素是参与救治的医疗机构选派了一个执业助理医师参与现场救治,使得患方的心理期望被大大降低;第三个偶发因素是医方不能提供心电图报告。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纠纷产生后医院的责任难以厘清。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依法处理医疗纠纷的正面案例。本案一开始是依法调解,由于调解协议书的欠缺,协议最终被患方推翻。之后患方还是按照法律程序走,一审、二审、终审,这对医疗纠纷的处置来说,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在纠纷处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个别农村基层调解人员的综合素质亟须提高。调解是中国特色的司法程序,它通过多方协调的非诉讼程序来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纠纷,既有原则性,又灵活方便,还兼顾了对立双方的利害关系,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本案由于调解协议的不完善,导致协议最终被推翻。本案中,死者的祖父并非赔偿权利人,也不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除非有死者父母的授权,否则是无权代表患方的。二是我国法律的二元化问题,导致法官在不少问题上对法理的理解不能一致。好在2010年后国家统一了民事损害赔偿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实施,此状况开始有所改善。